这个想法首先在临泉一所小学尝试，后来有参与图书馆管理的老师反馈：“还是直接给钱吧。”然后，“给钱”的方法也作了尝试，每月100元管理补贴，由参与管理的几位老师按工作量分配。几个月后，其中两位老师又直接提出：“一个月大家分100元太少了，每人100元还差不多。”还有老师提出，在课堂上每给学生读一本书，可得到1块钱补贴，这样他才有动力。

 

    美好的初衷遭遇些许尴尬，让志愿者们始料未及。在阜阳之外，有更尴尬的事情发生：2009年5月，杜可名回国后专程前往涡阳一所项目学校，该校图书馆负责老师临时叫几个学生到图书室做样子，被当场戳穿。从2009年9月至11月，该校图书馆都未曾开放给学生借阅。PLCF给予该校三次改进的机会，但都未能得到校方的配合。最终的结果是，这所学校里的蒲公英乡村图书馆被撤，馆内所有物品转捐给其他图书馆。在中国的慈善领域，把捐出去的东西收回来，这恐怕还是头一例。但杜可名认为，蒲公英乡村图书馆是做实事的项目，如果在反复尝试后仍不能改变受助者的思想，那么只有把资源调配到能利用好它的地方去。

 

    这些项目初期遭遇的问题，让蒲公英乡村图书馆从此非常重视考察落建学校的“受助能力”，包括校长的思想是否开明，是否是做实事的人，教师队伍的年龄和性别结构，谈吐中是否对阅读和教育改革表现出真诚的热情。

 

    从第三座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开始，每一座都能按照要求向学生开放。其中，阜南县鹿城镇李坑小学、临泉县姜寨镇王楼小学、颍泉区伍明镇郑寨小学已成为蒲公英乡村图书馆项目的成功范例，国际图书馆协会的澳大利亚籍教授 James Henri 考察王楼图书馆运作情况之后，称这里是“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