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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贵州考察——感想与总结


 

“如果我,可以” (By 家意)

刚刚别过贵州此行的3位PLPer们。比较在贵州那几天的疲累,今天大家明显是精神了很多。红旗师弟的泰国烟很是拉动内需,佳利和小新特意着商务盛装出席,还心有灵犀的撞衫了(绝对是人见人帅风见风吹的那种),小袋子可望不可及的还在熬夜上班,还是顶远兄好,真的特意跑来要当我们的买单财人。

不过PLPer的聚会规矩都是AA啦。留着下次单聚用。没想到可能被某些人淘神费眼等着要被催眠的爱心传递志愿贵州行就这么开了头。别嫌我拉杂啰嗦,8天9夜的故事岂是这匹薄两语就说得完?来自大山的声音影像又岂是我这手下能传递得清?

而那个轻轻的声音始终回想在耳边--“为什么帮助我?”

5月6号我们在从阿基该返回威宁路上遇到这个初三女孩,彼时她正在返回小海初中的路上。好心的司机停车捎上了她。而小新和我照例又是一顿爱心传递。她对上高中抱着即使复读再考也要读下去的决心,同时又对不太好的理科成绩惴惴不安。小新自告奋勇的说让小孩留地址给他,回京后寄理科复习资料给她。

小女孩当时的反应就是“需要花钱买吗?”,在小新解释了是免费给她,而且同行的当地司机师傅也解释了我们是爱心传递的志愿者时,小女孩还是将信将疑的听下去,中间轻轻的问道:“为什么帮助我?”

小新当时还在兴奋的讲着复习经验,并且主动留了自己的通信地址、回信用的邮票、信封、还有爱心传递的老祝写给所有孩子们的信件复印稿以及爱心传递的明信片,一并给了这个17岁的女孩,一直到1个小时后即将别过,小新仍是满怀鼓励的告别:“记得给我写信!”

女孩弯身下车时说了最后一句话,让全车人目瞪口呆,让热情小新几至泪落--“可以不写吗?”

不管今后我们会如何再见,不管她是否会知道答案,也不管这个答案在各人的心里会是怎样的评断,我将从我个人对本次贵州志愿行的所闻所见所感,给出我自己的答案。

我们能改变吗?

(摘自家意博客: http://whyontheroad.blog.sohu.com/47329650.html)

支教支农支边从我们的父辈便已开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于是有了60年代的上山下乡,呼拉拉红旗飘飘的一页翻过去轮到我们,却再鲜有父辈们的激情热血,蜗挤在水泥钢筋的都市森林,间或喊一小嗓间或应一小声间或在失意的时候向往下那一代的义无反顾。即使衣着光鲜的我们中有很多人曾来自山区乡村,也恨不得在第一时间洗去自己的本色本味,迅速融入这满眼繁华。

我无意苛责于每个人的选择,在任何位置都有各自的贡献。连带我自己,也在大学填报志愿时,在数学课老师抱怨2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怎么给将要出世的孩子买奶粉的下课后,立即改变了当老师的志向,从此选择了一个至少不会担心拖欠工资的能源行业。至大学将毕业,学校号召支援西部的比比皆是,在西部工作了数十年的老爸坚决反对,不是他觉悟不够高,他说他们已经奉献了一代了,不能再把下一代搭进去了。貌似也能说得过去。就这么和西部再次擦肩而过。

(营上小学即草海郑家营小学,是当地人的俗称)

而此行当我们一干人等和现实零距离接触时,即时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了很多很多的假设,但是当我们面对破败漏风的教室,面对茫然不知所措的孩子,面对满怀希望却又自信不够的老师,还有那位瘫痪在床11年的老奶奶……我还记得当时佳利从老奶奶屋里出来诅咒发誓的说以后再也不改车了,谁改谁是SB。据说他那车光改就花了20多万。

可是,就算20万全放到乡村又能做什么呢?革新小学郑家营小学不漏风的校舍?不一定够呢都。100个小孩从小学到大学的书本杂费?均摊到一个小孩是2万,远远不够吧?100个民办老师1年的工资,如果我们能给每个老师1个月200元的工资。差不多够1年了吧。

可是如果这个数字换成是掌握了专业教育技能的师范类、近师范类大学生呢?他们需要多少的薪资才有可能会考虑呢?我记得在三锅桩时有位老师提过西部教育工程的支教大学生年薪是1.5万,现在有20多位大学生在麻乍乡支教。高出民办老师6倍!那么20万能招到差不多17个支教大学生。如果以1个老师平均带50个学生的所有课程来算工作量,可能教到1050个学生。但是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PLP现在的两位支教老师的课程是各1个班的英语教学,每周三节课,每天下午各1节辅导课,培训包括师生普通话、礼仪、英语在内的内容,已经累得够呛。

一堆数字看下来,难免看得心灰意冷。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很想改变我们目睹或知道的现实,可常常我们无能为力勉为其难,而更遗憾的是,那些有办法有能力的人却不愿意看到不愿意相信这些现实。

现实确实就是这样了,难道我们就更有理由放弃关注放弃帮助?相反的,我们应该不断不断的有人去,有带着优秀教学理念带着平等心态的人去到那里,象愚公移山一样,总有一天能把贫困无知的大山给挪走了。

在草海郑家营小学碰到的陶瓷老师先是从卫校毕业后,然后去广州深圳打工,然后又回到草海考上的公办老师;李盛老师是从农校毕业后,考的公办老师。三锅桩有位刘老师,当了28年民办老师后前年才转公办。
而更多这样的山区老师也和孩子们一样,长年累月呆在山区,甚至没有和长大的孩子们一样走出去打打工读读书的机会。

象陶老师李老师这样出身当地又回报当地的例子在当地并不多见。越是知识多的人越容易流失到大城市里去。而真正在教孩子的老师,有很多的情况是自己才小学、初中毕业,就返回课堂直接教孩子。即使他们的教学水平、教学经验都很有限,但是最起码正是由于这些甘于奉献基层乡村的老师存在,才点燃了孩子们对知识渴求的原始希望。致敬!

(“理想”是对未来美好的设想)

在和老师们的了解中得知,老师们其实是很希望得到外界的新知识、新理念的。但是常常的情况是大学生们支教多是暑期下去,而暑期学校已放假,孩子们和老师几乎正是农活最忙最累的时候,造成无孩子可教无老师可辅的情况;鲜有平时下乡来的,一般也就呆上1、2个星期就走了,连孩子们的教材都还没有熟悉呢,有时还会打乱正常的教学计划,更不要提有些大学生不适应当地的生活、语言等等问题。

确实有很多大学也在开始推行大学生支教支农,以1个星期、2个星期的短期支教居多。而短短数十天,与其说能带给当地些微影响,不如说是带给大学生们自己的震撼、反省更多。即便还是这样了,作为一日师、十日师的支教老师言行带给师生们的影响还是有的。

就像刚刚电话中茶店中心校的孟校长对PLP两位支教志愿者的普通话辅导非常认可,类似令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个太阳村的孩子仅仅因为一个志愿者教会的汉语拼音而得到了更好的职位。

经济学里有个“追赶效应”。说的是在相同的条件下给一个贫困地区和一个发达地区投资,贫困地区的发展是要远远大于发展地区的。如果每年有5%的大学毕业生能下到基层农村,这将是多么壮大的一支生力军!如果能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坚持下来,10年,20年…我不相信山区农村改变不了。

可是如何能吸引大学生甚至是已有教龄经验的老师愿意去到乡村呢?我想用一句话再合适不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当90年代初我父亲他们要去到西部去开发新项目时,大家都觉得那是穷山恶水险路无穷,对要去到那里的亲人莫不是带着发配边疆的同情在送行。后来从上级单位开始鼓风,去到那里工作的人所有待遇统统翻倍甚至更多,志愿报名的人要多点了。

再加上从西边前线回来的人反馈的信息也不是那么恐怖,除了确实见证了当地的落后贫穷,也见证了看不尽的大漠风光、吃不够的牛羊,还有热情好客喜欢听川话的当地人,愿意去的人就有多了点。再后来上级单位又提拔了一大批从西部回来的人,到后来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默认原则,要想被提拔就得先去西部卧底三年五载的。最不济腰包也是鼓胀胀的回来了啊,买房买车养孩哪样不要钱,多现实。

所以,现在能去到西部工作,在单位里形成的是一种良性循环,风气是向着正面阳光的在走。而因为他们去到的当地,从当地人用工到田地征用返款、防污补助、在当地的饮食租房等,无一不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双赢,多好。

我要说的结论很简单,来自终端的学校会非常愿意和PLP建立长期的支教合作关系,但是PLP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人力投入,才能保持天平另一端的平衡。而这事,貌似等不得,拖不得,想想孩子们透风的教室、期盼的眼神,老师们疲劳的身影、风霜雕刻的脸庞,便会觉得如坐针毡。

请不要在这个时候质疑国家在干什么,社会**部门在干什么,有钱人在干什么,借用鲁迅叔叔的话:
“当今的青年,应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哪怕象萤火虫那样,也是有益的。”

爱,怎么才算传递?

菁岩小学的马敏龙校长是去年才调过来的,人很随和,言出必行,给了我们当天在麻乍及至次日阿基该的行程很大的帮助。菁岩小学下属有玉角、红乐两个点,属于村中心小学,隶属于戛利教学区,往上的从属管理机构才是麻乍乡教育辅导站。一共有12位公办老师,13个代课老师。1-6年级都有,其中5年级2个班,1年级2个班。每个班都在50人左右。代课老师的工资每月100元,学校补助150元。每个老师每周上20节课。
(一路,有这些老师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菁岩小学逗留的时间不久,交接文具教具的苦活是小新小袋子在二楼完成的,我在楼下接到了随红旗佳利上来的赵梅。和照片上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已经到我耳朵高了。她斜挎的背包里,背了满满一大包瓜子,见人就抓上满把,直到把你手把你口袋塞满为至。她现在和弟弟一起都上初二,但是身体好像总是不太好,反复提到过几次。她是我此次贵州行中见到的谈吐最流利和最有观点的孩子,有些想法可能在我们看到都觉得足够成熟和有深度。即时普通话不算非常流利,但是也足以和小新张PK口才了。

(菁岩小学的文具收据)

红旗已经转交了我写给她的信,赵梅课余喜欢读课外书,我想这也是直接练就她相对流利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一书一世界,对孩子们来说,优秀的课外书辅以适当的解读引导,绝对是对课堂教学的最佳补充啊。

上午李娟内敛到有些木讷的反应多少是有些让人失望的,加之因为佳利没有见到孩子的难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我对赵梅的热情,明显投入不够。甚至言语中流露了挑剔和质疑。而对于她怎么看待爱心传递的问题,我只问了她一句,一直滔滔不绝的赵梅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问她平时有没有帮妈妈做家务,帮弟弟辅导作业?她说她身体不好,几乎都不做的。我告诉她传递爱心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从身边人身边事开始做,不是像我们这样千里迢迢跑过去负重受累的送信送文具才算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寄了点书本费捐了头小羊小猪就算爱心在传递了。

此处多啰嗦几句:我理解的所谓爱心传递,其实就是在这不经意的事在人为中。
很多人常常不会记得予他人的方便帮助,更不会因为要知恩图报才去施予援手,更想不到“爱心在传递”这样的精髓结语。
爱心善举,在发出方常常是无意识的,在接收方却是有意识的,所以才会觉得被感染到,当有机会再行善举时,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又在传递了什么东西。
所以,从如何度量爱心传递的层次、深度层面,始终会觉得是抽象的。
真正具体可知的就是在举手可助的身边事、身边人的点滴。

而事实是我更应该有理由庆幸我资助了赵梅才对,比较李娟的平凡木然,你能指望她10年后真的学成一技之长并且清楚的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吗?换个角度想,赵梅能那么流利通畅的把自己想要的意思含蓄又不落下要点的表达出来,在一个17岁的山村女孩子来讲,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能力表现。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挑选貌似有前途而放弃没前途的孩子来进行资助。如果大家都拥有平等上学获得知识的权利,那么帮助谁都是应该的。每一个都很重要,每一个都很重要。如果他的确要放弃不读,那学校、父母、我们也应该尽可能的帮助他分析到原因,如果他确信要能承担放弃读书的后果,那么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万不能在一开始决定资助谁之前就人为的做出判断,冠之以“有限的资源要给最优的可能”的冠冕堂皇。

更不能,在对待受助孩子的态度和尺度上表现出任何优越和不平等不公平,施比受永远容易得多,引用牟同学的话是最直白的:“我们也许以为物质的较为丰富是我们可以同情贵州孩子们的理由,但是在爱本身的定义上,他们未必比我们少。他们有关爱自己的父母,有兄弟姐妹,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向往。所以,我们的同情,不过是因为温饱上的余勇可嘉。这在都市中浸淫的我们,也许比他们更缺乏爱。用物质去定义爱,已经成为我们的毛病。因为在物质比较的基础上,似乎更容易掂量我们的良心。物质环境的改变真的并不能决定我们人生价值。”

很抱歉,我这次做得不够好。我会再努力。

回京后立刻又给赵梅写了信,不管怎样,只要她愿意读,我愿意一直会资助她的,从物质到精神,我愿意更多写信给她,和她分享所有可能分享的东西。

(下面的记录来自小新的博客)

一直以来,我都想把这个地方描绘成民风淳朴,人民勇敢善良,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的感觉。那样一来,在一般人的眼中,我们的帮助似乎就更加完美。但,生活不是小说,没有大团圆的结局,“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以后也肯定会为了柴米油盐而吵架。

PLP的支教志愿者曾经小小地抱怨,当地人卖给他们的东西要比卖给当地人的贵很多,我苦笑。在此次旅途中,我们也曾遭遇黑店。除了雇车途中遇到身为某中学教师的车主(与我们帮助的学校毫无关系)的野蛮加价之外,两次的黑店经历也如鲠在喉,让我们小小地不爽。由于此次出行的所有费用都是我们自理的,所以基本上花得很省,但在与老师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总是抢在他们前面先去付账,就因为此,在两家饭店都遇到了“算错帐”的遭遇,菜价不便宜无所谓,不能打折也当然可以,但就连小学生都会算的加法,您们好几个大人都能算错,再说即使是您们都错了,可为什么不同的店,不同的人,都能往多了错,不能往少了错呢?

贵州的几天,有人把我们当成外国人,有人把我们当成扶贫的,有人把我们当成大款,有人把我们当成……总之,在有些人的眼中,我们成了唐僧,我们买东西就要贵,我们吃饭就要贵,我们租车也要贵!

对不起,“刻薄”的我,总是看到人性的弱点,并揪住不放。只因那“贪婪”之于我,虽然也丝毫不能避免,却仍无法原谅。

当然,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孩子纯真的笑脸,老师诚挚的双眼,还有他们头顶那一大片湛蓝湛蓝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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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山


这是校舍


这是羊群



这是课桌



这是我们(编辑图片的时候我太感动了,于是眼泪一红,眼圈就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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