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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社会选择:募捐组织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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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10-03-15 04:09
【转载】 中国财富2008年9月文章:社会选择:募捐组织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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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选择:募捐组织的未来走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
陶传进
    在中央电视台2008年6月29日的《今日关注》节目中,两位中央政府部门的司长面对全国观众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他们向全社会说明了抗震救灾善款善物的募集与使用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中一位是审计署社会保障司的王中信司长,另一位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的王振耀司长。而时至当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公布的数字是,中国共接收到的国内外各界捐赠的款物总计已达549.96亿元。
   中国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5月24日借助媒体交流时说明,公益组织为保证项目实施,从捐款中提取不高于6.5%的项目支持费符合国际惯例。但在“5·12”大地震赈灾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并未从救灾捐款中留取任何行政经费或管理费。该负责人还说,从5月12日至2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向四川、甘肃、陕西、重庆发放帐篷5批,共18510顶。从未采购1万元一顶的帐篷。
    一个是通过政府部门的司长来告诉人们善款没有问题,一个是最主要的募捐组织在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方面与社会公众及媒体展开论争,这些事实至少说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募捐组织的信息不公开。我们需要通过在电视上观看政府官员的讲话来确定善款使用是否可靠,我们需要将一些基金会最基本的运作信息(比如购物的价格、收取项目支持费的比例)当作新闻挖掘出来、“卖”给公众,可以看出,我们的基本信息是多么的稀缺。
    第二,募捐组织的公信力不是来自于社会,在这些组织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他们,他们根本不需要主动地向社会展示信息,只要被动地应对那些“挖墙脚”的媒体的“攻击”就可以了。
    第三,人们对募捐组织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任何一种怀疑的传言都会引起好一阵子的风吹草动。这也是人们常说到的我国捐款者与西方一些国家捐款者的不同心态。
    三个问题汇集到一点就是,面对即将来临的社会慈善浪潮,中国募捐组织的公信力到底应该如何打造?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募捐组织将走向何方?

                                                                     政府授权与社会选择
   2008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时间,雪灾、藏独、地震、奥运。在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许多国字号募捐组织参与到了救灾的行动中。这些募捐组织都拥有自己的政府背景,他们的生存合法性也据此而生,我们称之为“政府授权”。与此相伴生的是一整套机制。
   我们还可以见到的情形有:政府出面突出某些组织的合法性,将救灾中的善款募集功能集中到它们头上,其中使用了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政府出面限制一些组织的合法性,不允许他们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自己来,甚至将一些基金会主动向社会展示自身的可信性的做法予以取缔,而我们现在是如此缺乏这样的行为。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却是社会公众的选择决定了一切,在这里,离开了公众的捐款,基金会就没法生存下去。每一个基金会都有社会公众对你的看法、对你的评价,这就是一个基金会的公信力来源。于是,社会选择所营造的公众评估和监督机制,往往比法条、比政府、比审计更具约束力。这样的机制就是社会选择机制。
    社会选择作为一种与政府授权相对立的机制,它的基础是基金会的公开透明。基金会需要将自己的信息展示给社会,让后者判断你的可靠程度、你是否值得捐赠,而不是捐赠人等待政府官员告诉自己最终的结论,也不在于基金会就其提取10%比例的费用是否合理与公众展开辩论。
   当然,诸多的捐款人并不一定会直接去面对基金会所公开的信息。在基金会的信息与普通社会公众之间,可以有一些中间环节,他们可以对基金会所公开的信息进行总结、评价,再将处理后的信息交代给社会公众。这样的中间环节是评估机构,这实际上是社会监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选择的一些根本性特征是:鼓励众多的募捐组织的出现,允许淘汰机制产生,淘汰依据的是社会公众自己的判断。与此对比,政府选择机制的特征是:严格限制募捐准入、一旦进入似乎就获得了永久性的合法,他们自认为有特权,信息不积极公开,新型组织难以产生,因而扼杀了社会选择机制。由此产生的进一步的差异是:在社会选择这里,只要有成功的组织即可进行社会选择的作用,而不需要所有的组织都是好的,因而对于组织的最初生存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但前提条件是所有组织需要公开透明。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人们会选择那些做得好的组织,并因此而形成自然淘汰的机制。

                                                                  社会选择塑造公开透明
    从权利的角度讲,公益慈善性捐赠出来的财产是属于全社会的公益资产,这样的公益资产与属于政府的公共资产是不同的,与私人财产更加不同。因此,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政府、捐赠人、普通社会公众都拥有对于公益资产的监督权。
   一旦公益资产缺乏了社会公众的监督,问题就容易出现。据《新京报》2007年12月26日报道,一位名叫王育的女老板委托其秘书,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索要2年前捐赠的34万余元捐款,理由是对方没有按照捐款人的协议要求予以使用。另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其当年接受的捐赠款为8208元。而某公司负责人蔡晓称,仅仅该公司当年便向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捐赠了10万元。这些闹剧的产生实际上就是社会选择机制在募捐组织身上还没有产生出太大压力之故。
   社会选择与政府选择不仅表明了权利保障上的差异,而且还具有效果上的差异。首先,哪家组织将得到生存、哪家组织将被淘汰是由谁在决定的,是社会捐赠者还是政府;其次,这样的生存压力将迫使一个募捐组织追求自律,也迫使他们选择适当的管理风格、组织运作风格和与社会公众打交道的风格。这些风格实际上就是一个募捐组织将表现为什么样的募捐组织,也就是基金会的最终面貌。我们能够看到,在政府授权与社会选择两种不同的机制下,所塑造出来的基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上的差异性:
   第一,该组织是否容易接近;
   第二,该组织是否真正地将社会公众置于值得尊重的地位上;
   第三,该组织追求社会公信力还是追求特权,如,组织运作是否公开透明;
   第四,组织运作与使用善款的方式:官僚化的还是普通公民式的。

                                                                   善款调查展示中国希望
    北师大社会公益中心善款公信力追踪调查,是在“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进行的。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第一,善款募集与使用是否可靠;第二,是谁决定哪家募款组织最终被选择成活,是政府还是社会?
    调查结果使我们看到了救灾募捐组织的善款募捐公开状况存在差异,同时也说明,对于哪一家募捐组织可以成活,是政府在选择而不是进行捐赠的社会公众在选择;而且,这些被政府选择的组织,其公信力上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是,那些做得最精彩、最漂亮、最具公信力的募捐组织,并不是政府授权的那些大型的、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也主要不是刚刚被民政部门评定为5A、4A级的那些基金会,他们甚至不是那些有一定年限的、国家级的因而具有A级评定资格的募捐组织,而是在其外。
   他们是哪些组织呢?有这样几种情形需要被特别地指出:新近成立的、通常都是非公募性质的基金会;拥有海外背景的、进入中国大陆运作的经常没有登记注册的组织;挂靠在一些具有公募救灾资格的基金会下面的基金项目运作组织;因救灾而临时出现的“草根型”社会募捐组织。可以看出,这几种情形都不具有救灾募捐的合法性。
   这些运作规范的组织的存在其实就是社会选择得以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更应当持有乐观的态度。我们可以预测,如果政府能够向他们开放合法性的口子,那么,那些运作不规范的新兴组织,连同向社会公开透明有问题的半官方组织,将同样遭受生存挑战。这就是社会选择与政府选择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更愿意去展示那些好的做法,而不是揭示一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有效地以建设性的角度来做些促进性工作。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组织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我们的一些好的见地也主要地来自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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